多措并举协调推进 保障刑事辩护全覆盖

——四川达州中院关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改革的调研报告

　　核心提示：2018年1月1日，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所辖7个基层法院开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至今试点工作已开展7个月有余，取得阶段性成果。为了深入了解试点工作的开展情况，达州中院成立课题组，选取试点前半年即2017年6月到12月和试点后半年即2018年1月至6月两段时间内审结的案件数量、律师辩护数量等数据进行了专项研究。

　　一、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1.律师辩护率整体上升，特别是“其他指定辩护”提升明显。

　　试点前半年，刑事辩护率为47.89%，试点后半年，律师辩护率提升为78.89%，增长了31个百分点，其中一审普通案件和二审案件辩护率实现了全覆盖。试点前，一审普通案件的辩护率为68.47%，试点后，律师辩护率实现覆盖率100%；试点前，二审普通案件辩护率为39.51%，试点后二审案件79件，涉案被告人104人，较之前有轻微下降，辩护率也实现了100%。除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外的其他指定辩护异军突起，从零提升至54%，是实现一审普通案件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主要原因。

　　2.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呈上升趋势，委托辩护率呈下降趋势。

　　试点前，达州市一审普通案件474件，涉案被告人736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3件443人，二审案件85件124人，辩护率分别为68.47%、16.02%、39.51%，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51.63%、10.15%、37.09%，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16.84%、5.41%、2.41%；试点后，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辩护率分别为100%、51%、100%，其中自行委托辩护率依次为30.43%、8.05%、38.46%，法律援助辩护率依次为69.57%、42.95%、61.54%。试点后，应当和可以指定辩护律师情况的变化趋势不大，发展较平稳，刑事辩护援助案件有大幅增长，二审案件增幅最为明显，法律援助辩护率由试点前的2.41%上升至61.54%（见表一）。这是因为中级法院较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少，援助律师多，便于及时指派，而且中级法院具有带头示范作用。

　　3.简易速裁案件数量比重与辩护率呈反比。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8年6月，达州市共审理一审普通案件318件470人，一审简易速裁案件402件447人，二审案件79件104人，再审案件20件26人。调研数据显示，占案件比重近半数的简易速裁案件，涉案被告人中只有228人有律师辩护，辩护率约51%，系四类案件中辩护率最低的（见表二），但相较于试点前，刑事辩护率整体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州市辖区内7个基层法院均设置了法律援助机构点，但达州市5个看守所仅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点正常运营，另外4个没有设置或设置后并未使用，被羁押且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被告人，无法享受到法律帮助。这是简易速裁案件的数量与辩护率呈反比的重要原因。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发现的问题

　　1.试点文件中指派律师程序条款遇到现实困难。《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下称《办法》）中关于告知被告人权利、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衔接法院等程序，在达州市实践中遇到一些现实困境。根据《办法》，法院需要在立案三日内了解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再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派律师，然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这增加了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量，也面临人案配比的矛盾障碍。此外，《办法》对于法律援助中心确定承办律师并函告法院的时间规定模糊，未载明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时间。

　　2.试点文件对于拒绝指派辩护的规定有待完善。《办法》将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分为两类，一是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指定辩护情形，二是新增的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办法》规定在被告人拒绝指定辩护时，应当告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另行指派辩护律师，指派辩护的强制意义较浓。第二种情形下，对于指派辩护的强制性较低，指派辩护更具权利性质，但《办法》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辩护，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准许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可见被告人放弃此项权利需要法院准许，且指派程序进行到法律援助机构处才可能终止。实践中还出现被告人拒绝指派辩护后，又申请指派辩护的情形，文件中未详尽规定。

　　3.全覆盖的制度设计缺乏与刑事被追诉人的互动。刑事辩护关乎被追诉人的切身利益，但是全覆盖制度将被追诉人置于被安排的位置，让其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消极地位，使得被追诉人认为指派辩护律师仅仅是办案程序需要，而非自身权利。被追诉人无法了解辩护律师业务水平，在辩护律师履行职责时，被追诉人不能对辩护人的工作进行客观评价，缺少被追诉人对辩护工作的意见反馈，无法对辩护人形成制约，相比委托辩护案件，指派辩护人往往只是消极完成任务。

　　4.全覆盖试点工作尚停留在“有”律师辩护的局面，有效辩护有待深入。实践中，指派辩护案件的有效辩护率仍然不高，首先是指派律师业务水平的问题，一些案件的指派律师是刚进入律师行业不久的新人，这些新人律师因为案源少，就将指派的案件当作练习执业技能的机会，而经验丰富的刑辩律师往往因为指派案件经费少而不愿接手。而且，任务性质的指派模式导致部分律师对指派案件被动履职，甚至有的律师在不会见、不阅卷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法院移送材料就发表辩护意见。

　　三、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改革的对策建议

　　1.建立协调机制，推进试点工作。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可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轮流担任召集人，组织召开协商座谈会，邀请公安、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汇总意见，形成工作简报。明确专门联络机构与固定联系人员，搭建协同平台，及时沟通传达相关情况，评估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效果，协调解决相关业务问题。同时，各辖区法律援助中心可与律师协会协调，视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应急律师事务所，以在出现需求量较大且时间紧急的情况时，安排应急律师事务所律师来承担工作。

　　2.完善工作办法，提高审判效能。首先明确时限，规范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被告人取得法律援助及法律帮助权利的告知方式、告知内容和时限要求，明确移送案件、律师指派时限。其次丰富手段，探索电子函件与纸质函件并行，实现电子函件先行，纸质函件随后，有效提升办案效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阅卷预约平台，推动电子化阅卷，允许刻录、下载材料。最后完善程序，探索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值班律师转换身份出庭辩护，实现法律帮助与法律援助的有序衔接；如被告人放弃法律援助后再次申请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民法院可驳回其申请；对于有正当理由要求更换援助律师的，应限定另行指派律师次数，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3.健全操作机制，保障有效辩护。第一，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库。依托律师事务所，共同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管理，形成并运作好准入和退出机制，保证刑事案件办理和值班工作质量。健全案件繁简分流机制，综合案件繁简程度、律师执业年限、刑事辩护经验、辩护评价效果等指派援助律师、发放援助津贴。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应当对承办律师执业年限有所要求。第二，建立评价监督机制。由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协及被援助人等对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工作进行评价，共同制定相应的律师援助考核标准，将援助律师履职情况纳入到律师年度考核及律师诚信服务记录，根据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实施奖励或惩处。第三，细化经费保障机制。建立激励机制，经法院审理对被告人宣告无罪、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的，或被告人被减轻、从轻处罚的，给予援助律师相应奖励；对异地提供法律援助的，结合当地出差补助费、交通费补贴标准进行补贴。法律援助律师已经开展工作后，被告人拒绝接受指派或另行委托辩护人的，根据是否完成阅卷、会见、提交辩护词、参加庭审等程序，按比例给与适当补贴。第四，完善配套设施。探索形成符合实际的值班律师值班轮岗的工作模式。同时在看守所建立固定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会见室，有条件的可建立远程会见室。第五，探索全程覆盖。达州市两级法院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仅限于审判阶段，探索重大案件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全面覆盖，既是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有利于确保犯罪嫌疑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防止个别案件“带病起诉”，影响案件的审理效率与效果。

　　4.加强科技应用，提升司法效率。第一，建立会见预约制度。针对达州市看守所硬件建设目前无法满足律师会见等问题，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看守所开辟网上会见新途径，通过网上预约、微信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提前安排会见。因办案机关正在讯问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安排会见的，应当向律师说明原因，并在48小时内安排。第二，探索设计推广视频会见系统。通过打造视频会见系统，配套上线移动端APP，在司法行政机关与看守所分设远程视频会见中心。援助律师可以到司法行政机关专门场所或通过移动端APP申请远程会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远程会见。在押人员也可通过该系统申请法律援助。第三，完善规范工作网络群。积极发挥微信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作用，建立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群，及时传达工作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统计工作数据，实现上下互动，形成共同推动的氛围；法律援助机构可建立值班律师和刑辩律师工作群，讲解试点政策和典型案例，以协调律师资源，激发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课题组成员：曾　玲　胡独开　罗　毅　李玉华）